或许有人问：中国律师的“鼻祖”不是春秋时期的邓析吗？《吕氏春秋》上说他“与民之有讼者约，大狱一衣，小狱襦裤。”这不就是在收“律师费”吗？其实，邓析虽然代人诉讼，但却不是真正法律意义上的律师。中国真正的律师，是近代才产生的。

      伍廷芳本名伍叙，字文爵，号秩庸。伍廷芳是他以后改用的名字。伍廷芳1842年出生于新加坡，四岁那年随父回到广东，后又移居香港。他曾在香港高等法院担任过十年译员。1874年，三十二岁的伍廷芳带着对西方文明的向往和对强国之术的追求，倾其积蓄，自费远赴英国，进入英国四大律师学院之一的林肯律师学院学习法律。所以说，伍廷芳不仅是中国律师的“鼻祖”，而且是近代中国自费留学第一人。后来伍廷芳回忆起这段人生的重要经历感慨地说道：“不佞（伍廷芳自谦词）知公法律例之学，所关极大。因往英国考求律学潜心数载，幸得成就，华人之得充西国律师者，不佞实开其先。”其实，他一生不仅仅在此领域“实开其先”。以后获中华“第一人”之称号的地方还多着呢！

      经过三年的刻苦学习，伍廷芳获得英国林肯律师学院法律博士学位，并取得了英国大律师资格。成为近代中国华人获此殊荣的第一人。

      伍廷芳在英完成学业并获得英国大律师资格后，清朝政府国内外官员闻讯纷纷向他发出邀请。首任驻美公使陈兰彬、首任驻英公使郭嵩焘等都热情邀他入职使馆。对此，伍廷芳不屑一顾，他直言道：使馆一个普通随员月薪不过二百两白银，参赞也不过三百两，而当律师则月可收入过千。而且，英国律师可授侍郎、大御史等官职，岂非使馆随员、翻译可比。后来，经郭嵩焘等人的举荐，一位清朝重臣发现了伍廷芳是他物色数年而未得的人才。这位重臣就是当时清王朝“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中堂大人”——李鸿章。

      清末时期的李鸿章执掌朝廷外交，在与各国列强打交道的过程中，积累了一块“心病”，他认为：西方各国欺中国不懂西律，每每刁难狡赖。所以，李鸿章急需熟悉西方法律的人才。伍廷芳的出现，正中李鸿章的下怀，于是便欲将伍廷芳纳入自己门下作幕僚。

      李中堂延聘，这个分量是极重的。入中堂府做幕僚，在当时是很多读书人和士大夫梦寐以求的事，但喝过“洋墨水”的伍廷芳，与这些读四书五经长大受八股文教育参加科举考试的清朝读书人和士大夫，有着完全不同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他并不想应聘李府做幕僚。说来也是哈，相比地位崇高且收入丰厚的香港大律师，在李府做幕僚实在没有太大吸引力。但他又不好直接拒绝，于是，伍廷芳向李鸿章开出入府作幕僚的条件：“非每岁六千金不可。”（也许后来曹汝霖向袁大总统说价，就是跟着这位鼻祖大律师学的）六千金年薪，这在当时的清末可是一笔不小的数额。李鸿章虽然位居中堂，但他可不象后来他门下的袁世凯那样，用政治教育加权力手段强留人才。相反，李鸿章认为：伍廷芳在香港做大律师，岁入万余金，如欲留之，必须厚待。但清政府国库空虚，要拿这么多银子给伍廷芳作年薪，实在困难。于是，李鸿章便与时任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沈葆桢（林则徐的女婿）商量，由南洋北洋两地区各出一半，凑足六千金作为伍廷芳的年薪。但李鸿章也给伍廷芳开出了条件：南洋北洋地区若有事，伍廷芳皆须前往办理。这颇有点象今天的律师受聘担任企业法律顾问，总公司、子公司、分公司有事，法律顾问都得前往提供法律服务。

      尽管李鸿章满足了伍廷芳开出的条件，但伍廷芳这次还是没有接受这位中堂大人的延聘。而是返回香港去做他的大律师去了。不过伍廷芳有一个很充分的婉拒理由——父亲去世，回港丁忧。

      面对伍大律师的婉拒离去，李鸿章没再坚持挽留（换着是袁大头总统就不一样了）。一方面伍廷芳确实有“父亲去世，回港丁忧”这一充分的理由；另一方面这位知识分子出身且有着深厚政治经验的中堂大人深知，留人难留心。要真正留住伍大律师这样的旷世之才，用政治教育加权力手段是难以奏效的。于是，老谋深算的他决定耐心等待。果然，“功夫不负有心人”，伍廷芳后来终究还是进入了中堂大人的相府作了法律顾问，此是后话，咱以后再说。

      伍廷芳回到香港做大律师，如蛟龙入海。那他在香港又有哪些惊世骇俗之举呢？

      且听下回咱慢慢道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