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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寻“李庄精神”——四川三合律师事务所 马波
发布时间:2019.09.25    新闻来源:四川三合律师事务所   浏览次数:

    

      游览宜宾李庄古镇,考察中国抗战文化,是我一个长久的夙愿。特别是阅读了岳南先生的《那时的先生》、《南渡北归》之后,这个愿望更加强烈!

      仲夏的一个星期天,我乘车前往李庄古镇。三个半小时的车程途中,在脑海里一直萦绕着我长期思索的问题:是什么巨大的力量,让当年这个人口不足三千,方圆不过5平方公里的小镇,容留了当时的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社会科学研究所,中国营造社,同济大学等十多家国家级学术研究机构和高等学府?是怎样的一种胸襟,让并不富裕的李庄乡绅们毅然发出“同大迁川,李庄欢迎。一切需要,地方供应”这感天动地的十六字电文。张臂开怀接纳了上万名文化人士,其中不乏有梁思成、林徽因、傅斯年、陶孟和、李济、吴定良、董作宾、夏鼐、梁思永、莫宗江、周均时、童第周等这样的大师级专家学者、中国文化精英。又是什么神奇的魔力,竟然让历时10年,辗转数万里的17000箱、几十万件文物无一缺失的“完璧归赵”?带着这有些凝重但却神圣的话题,我踏进了李庄的土地······

(一)

      下得车来,首先进入眼帘的是高耸的奎星阁,这座位于李庄镇尾屹立长江之滨的阁楼,被梁思成誉为“上海到宜宾二千多公里长江江边建造得最好的亭阁”。“奎星”即“魁星”,民间传说是主宰天下文运之神,古科举时代有“魁星点斗”为文运兴旺之兆的说法。这座始建于清光绪年间的奎星阁,是否早就隐含着李庄小镇会在若干年后成为抗战时期中国的四大文化中心之一呢?

      沿江而行,放眼望去,同其他旅游地一样,滨江路早已被平展的石板铺就。由于此行目的明确,我对道路两旁的现代餐馆酒楼和临江茶坊以及沿街叫卖既无兴趣,多少还有些厌烦,好在没走多久便到了同济大学理学院和校本部的旧址。

      同大理学院的旧址是一套清代中晚期的建筑,此地称为“华南宫”。著名生物学家、教育家童第周教授曾在此任教,英国著名科学家、《中国科学技术史》的作者李约瑟教授也曾来学院作过演讲。
      沿着斜坡走进理学院旧址,不免让人有些失落。整个院落破旧不堪,里面住着几户人家,若不是石门左上方有一个“同济大学理学院旧址”的黑色小牌,很难让人将此院落和当年的同济大学理学院联系起来。院内古瓦房上,稀稀拉拉的荒草随微风摇动,似乎在向参观者倾诉着今日的凄凉······只有远处一扇残留的高大院墙的顶端,还能呈现出一点挺拔。
      与理学院相隔不远便是当年同济大学校本部的旧址,与理工学院旧址相比,这里却是另外一番景象。原因不是因为这里是同大的校本部旧址,而是此地如今已成了一座佛教寺庙——慧光寺。
      1940年同济大学迁来李庄,本部就设在这里。当时的名字叫禹王宫。而今在此旧址唯一能感受到同济大学气息的,是挂在留存的当年戏台上的那块 “四川李庄同济大学爱国荣校教育基地”吊牌。这斑驳陈旧的吊牌,与背后已开始风化的木柱,一起见证着抗战时期同济大学在李庄的那段艰难岁月······

      真正展示抗战时期同济大学在李庄遗迹的,是滨江路另一端的东岳庙,它对面的广场就以“同济”命名。进入东岳庙就等于走进了同济大学在李庄的博物馆和校史馆。当门墙壁背后白色墙面上书写的“同大迁川,李庄欢迎,一切需要,地方供给”十六个大字格外引人注目。说起这十六字电文的来源,还有一段悲壮而又令人肃然起敬的故事——
      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同济大学在上海的校址被日寇炮火夷为平地。同大师生们冒着枪林弹雨先是流亡到浙江金华,再又转至江西赣县,后再迁往广西八步。1939年2月,全校师生在昆明落脚,并开始在狭窄混乱的街区租赁房屋开课。由于日军对昆明的轰炸日渐加剧,同济大学又只好离开昆明,拟迁往四川。于是学校向在川校友钱子宁拍发电文求援,请其在宜宾与泸州一带寻求新校址。钱子宁接电得知母校困境后,立即忙碌起来······但战乱时期,宜宾、泸州一带内迁机构很多,人满为患,已无立足之所。钱听说南溪县还有条件安置,遂派人前去联络。不料南溪县的官僚不想打破自己享受悠闲的日子,士绅们则怕数千人迁入后引发物价上涨和社会不安,于是便以“小庙供不起大菩萨”为由,拒绝了同济大学的迁入。
      正当钱子宁派到南溪县联络的人深感绝望时,李庄士绅罗伯希和王云伯获知了这一消息,两人共同的想法是:“他们不要,我们来接”。于是,他俩找到时任国民党李庄区党部书记罗南陔说明情况和意图。罗是个读书人,向来对知识分子很尊重。他立即约请李庄镇长及有头面的乡绅到自己家中商议,最终达成共识,公推罗南陔草拟了这份十六字电文。随即,李庄又发了几份函件,从历史、地理、物产、交通、民情、民俗等方面逐一介绍,分致同济大学和国民政府行政院、教育部。收到函件,同大立马派人到李庄考察,与当地商议迁移事宜, 1940年10月,同大师生及家属近8000余人渡过千山万水,经历千辛万苦,风尘仆仆,满面风霜,终于在这座千年古镇找到了一片栖身之地。前面提到的禹王宫和华南宫分别成了同大的校本部和理学院,紫云宫成了同大图书馆,而最具川南代表性的建筑——东岳庙则成了同大规模最大的工学院的院址。同大师生在这里支起了简易的课桌,古镇响起了上课的钟声······

      如今东岳庙的大殿、偏殿和各个大小不一的套园里,陈列着同大的抗战文物和校史文物。当年,同大为抗战培养了近千名军工人才,当时中国军工系统,包括鱼水雷、航空、坦克等尖端技术领域,都遍布同大校友的身影,于是便有了“十军工,九同济”之说。
      特别引人注目的是正殿上所塑欢送同济大学同学投笔从戎的蜡像群,蜡像虽非真实的抗战实体文物,但形象生辉,意义非凡——
      当年“湘桂烽火起,山城风雨急”。日寇的铁蹄踏入贵州独山,四川震惊,大后方告急,国民政府提出了“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征兵动员令,号召大中专知识青年投笔从戎,组建青年远征军抗击日寇侵略。作家岳南在他所著的《那时的先生》中这样记载道:“面对外敌压境与舆论鼓动,各地知识青年特别是各高校的师生很快被调动起来,纷纷表示要参军入伍,抗战御敌。当年重庆市及四川、云、贵各地中学生知识青年投笔从戎者风起云涌,热潮所至,如江水之奔腾,不可遏止。在李庄的同济学生也纷纷响应,于纪念周会上举行从军签名仪式时,鼓声频传,个个热血沸腾,人人摩拳擦掌,当时同济大学报名从军的男女同学达600多人,约占在校学生数的三分之一,为全国院校从军人数之冠” 。其中还有几位像年仅32岁的留德博士杨宝林教授那样青年老师。经体检,共有364名学生参加了抗日军队奔赴抗战前线,当年留在同济大学的德籍教授看到此情此景,感动得热泪盈眶,伸出大拇指高喊“中国不会亡!”“中国一定强!” 
      走出大殿,我的目光落到了中殿,这里是同济大学法学院陈列馆。也许出于职业的原因,我对此格外上心。
      1945年,为了准备抗战胜利后对日本的审判、战争索赔及国家一系列的法制建设,同济大学获得当时国民政府教育部的批准,在工学院内创办了法学院,开始培养法学人才。
      同大法学院开办初始,就汇聚了当时蜚声国内的法学名家,“中国民法三杰”之一的谢怀轼,著名法学家陈盛清、国际法专家邱日庆等当时就在同大法学院任教。曾参加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日本主要战犯的中国第一位国际大法官倪征燠也曾在此工作。
      当年,倪征燠赴美英考察其司法制度刚回国,正值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中方因为证据不足,难以使十恶不赦的日本战犯土肥原、板垣等人伏法。在紧急关头,倪征燠挺身而出,临危受命,决心用自己的平生所学,为国家为民族讨回公道。在庭审过程中,倪征燠不辱使命,用他扎实的法学素养和高超的辩论技巧以及确实充分的证据,对罪恶累累的日寇主要战犯提出了无可辩驳的指控,有力地维护了中华民族的利益和尊严。后来谈及此次审判,倪征燠还动情地说:“虽然采证困难,但是如果我们不能把对中国人民犯下滔天罪行的日本战犯绳之以法,天理难容!我们也无脸再见父老乡亲!”1981年,倪征燠当选为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委员,1984年,倪征燠当选为联合国国际法院法官,成为现代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享受国际司法界最高荣誉的国际法官。
      大师出大才。抗战后期创办的同大法学院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其中杰出的校友代表如曾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乔石,著名哲学家、教育家、现代中国伦理学事业的奠基人罗国杰,四九年后中国第一代著名的大律师李国机等。
      李国机大律师是四川资阳人。作为同行加同乡,需要对他特别说道说道。
      李大律师系四九年后的中国第一代杰出的律师,同那一代的中国律师一样,他曾被打成右派二十多年,下放农村养过猪,当过造纸厂的工人,“文革”后又率先归队做律师。
      李国机大律师一生实现了“三个第一”:四九年后的第一代中国律师;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归队复出的律师;1988年创办中国第一家以个人名字命名的律师事务所——李国机律师事务所。
      说到李国机律师创办以个人名字命名的律师事务所,当年还有一段曲折的故事——
      1983年,改革开放的“南风”刚刚吹向上海。一天晚上,李国机家来了一位客人,他就是时任上海市司法局长的李庸夫,李局长深夜造访是有一件“惊天大事”与李国机律师相商。李国机律师的夫人王佩珠见他俩“窃窃私语”,又见丈夫神色凝重,不免有些惶恐不安。两人交谈完后,李局长走到李夫人面前,说:“大嫂,我想挑李国机‘发财’。”王佩珠一怔:“发什么财?”李局长说:“我想打李国机的牌子,成立一个私人性质的律师事务所。”王佩珠一听,连忙摇头又摆手:“不行,不行,我们不要发这个财!我跟李国机已经吃了二十年的苦头,不想再去冒这个险了。”
      今天的中国,以个人名字命名的律师事务所到处都是,但在当时,由于律师制度在中国消失了二十多年,这才刚刚恢复,所有的律师事务所都姓“公”。由于“一大二公”还深植在社会土壤和人们的观念之中,无人敢放弃“官碗”去涉足私营的“雷池”。李局长这石破天惊的想法还真让李国机律师感到有些突然,加上夫人的一口回绝,他有些不知所措。
      见李夫人坚决反对,李国机又犹豫不决,李局长知道无法勉为其难,只好将此事暂时搁置。到了1988年,李局长即将卸任,他不甘心这个萦绕在心头的夙愿“泡汤”,于是,他决定不再和李律师商量,直接命令他必须在5月挂牌,这次李国机律师到是爽快,一口答应,立马“接招”。5月28日“李国机律师事务所”如期在上海外滩和平饭店挂牌成立。牌一挂出,引起国际舆论的强烈反响,称:“中国律师界开了一个新纪元。”这一年,已经63岁的李国机与即将离任的李庸夫局长,联袂打造出了一个在新中国律师史上具有划时代里程碑意义的律师事务所。
      回想二十四年前,自己担纲成立 “南充市经纬律师事务所”(后更名为“四川三合律师事务所”)时,已是李国机大律师成立个人名字命名的律师事务所六年之后的事了。当初从南充市委机关辞职出来做律师,同样如石投湖中,引起一阵波澜。而当时所遭遇的种种困难,同样让人感慨万千,唏嘘不已······
      话说回来,同济大学落户李庄后,在校长徐诵明的领导下,实行“民主办学,广延人才”的办学方针,同大面貌为之一新,到抗战胜利前夕,在校学生人数达到了1100多人,毕业人数有680多人。在同济大学工作和学习的师生中,有22人后来成为了中国科学院或中国工程院院士。抗战胜利后,从李庄走出的同大校友,分布到了世界各地,其中许多精英成为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中坚力量。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有意将同济大学留在四川,蒋介石到宜宾视察时当面问徐诵明校长:“可否将学校留在四川重庆继续办学?”徐考虑到同济大学今后的发展,当即表示无法从命,蒋委员长也就没再坚持。不过,这位蒋委员长也没有以不服从领袖的指示而给徐校长“穿小鞋”。按说,以抗战胜利后蒋介石的声望和人气,一个小小的同济大学校长敢于当面违抗最高领袖的旨意而平安无事,这既反映了民国时知识分子的勇气和风骨,也反映出抗战胜利后中国当时良好的政治生态。
      事后,徐诵明校长继续为同大复校积极奔走,他在给原教育部次长、时任上海教育局局长顾毓秀的信中写道:“得其在原地恢复弦诵之声,继续为国育人,则幸甚至矣。”徐校长坚持不懈精神终于感动了上方,国民政府同意同济大学复校上海。1945年10月,同济大学开始离开落户六年的李庄,满载着同大师生员工及家属和物资的轮船顺长江而下,向同济大学的发源地——上海——进发,徐校长及同济大学师生们的回迁梦终于得以实现。

(二)
      离开东岳庙,我走向了中国营造学社在李庄旧址——上坝村。
      说起中国营造社,也许知道的人很少。但说到林徽因和梁思成,知道的人一定很多。夫妻俩是中国营造社的核心人物,作为建筑学家、教育家、文学家、诗人,他们和中国营造社在抗战时期的李庄度过了十分艰难但却辉煌的六年岁月。说艰难,是生活的窘迫有时几乎达到难以为继的程度;说辉煌,是夫妇二人在如此艰难的困境下,不仅对祖国大西南的古建筑进行了多方位的考察,留下了许多重要的研究成果,特别是完成了他们的扛鼎之作——《中国建筑史》。这是第一部由中国人自己编写的比较完善、系统的中国建筑史著作。
      上坝村离李庄镇不过一公里多路。营造社旧址在一个浪漫且富有诗意的地方——月亮田。当年,营造社就安置在这月亮田一个叫“张家院子”的农舍里。
      
中国营造社是北洋时期曾官至代理国务总理的朱启钤先生1930年在北平创立的研究中国传统营造学的学术团体。抗战最艰难的时期,营造社随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社会科学研究所迁到李庄,落脚上坝村。在营造社的旧址里至今陈列着朱启钤先生为营造社成立纪念所撰的对联“是断是度是寻是尺,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此联十分切贴的体现了营造社的学术宗旨和工作方法。

      营造社是从北平辗转到昆明再从昆明迁到李庄的。据岳南先生书中记载:“从昆明到李庄,途径滇黔公路入川,中途要翻越沟壑纵横、坡陡路险的乌蒙山脉,渡过赤水等几十条湍急的河流才能抵达泸州。不说其他几个地方的艰难险阻,在黑石头、赫章、威宁一带山区,其实都很危险,因为夜晚时老虎会下山觅食,人都不敢出来。司机、副手会留在车内,锁上车门,不能下来,万一有老虎过来,司机可以打开车灯吓走老虎。”林徽因事后回忆说,“从70岁的老人到怀中的婴儿,共30多人。由于人多物杂,车厢拥挤不堪,每个人只好采取“骑马蹲裆式”,把两脚叉开坐在行李卷上,尽量减少占用空间,随着车的颠簸动荡苦熬时日。”林徽因的这段话,可以说是对营造社等所有西迁单位路途行程中艰难状况的描述。
      跨过张家院子的院墙外门是一片露天小院坝,院坝左侧塑立着栩栩如生的林徽因、梁思成夫妻铜像。进入内院,一副醒目的对联挂在门框两侧:“国难不废研求六载清苦成巨制;室陋也蕴才情百年佳话系大师 它逼真地反映了林徽因、梁思成夫妻在李庄的工作和生活。
      林徽因、梁思成夫妇和营造社的同仁们在李庄的生活和工作条件是极其艰苦的。正如岳南先生在他的《南渡北归》第一部中写道:“离开北平南下,一路走来,辗转万里,梁氏夫妇在逃难途中几乎把全部“细软”丢光了,但战前梁思成和营造社同仁调查古建筑的原始资料——数以千计的照片、实测草图、记录等,却紧紧带在身边,完整的保留了下来。”
      另一篇文章也记录了林徽因、梁思成夫妻和营造社当时窘况:“营造学社的经费几近枯竭,幸亏史语所和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的负责人傅斯年、李济伸出援助之手,他们才不至于有冻馁之苦。由于林徽因和梁思成的些许薪水大都买了昂贵的药品,用在生活上的开支就非常拮据,有时简直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梁思成、林徽因的窘境让朋友们十分牵挂,他们的好友费正清费慰梅夫妇多次来信劝他们去美国治疗、工作。对费氏夫妇及朋友们的关心,他们是这样回复的:“我们的祖国正在灾难中,我们不能离开她,假如我们必须死在刺刀或炸弹下,我们要死在祖国的土地上。”他们的儿子梁从诫当时曾问母亲:“如果日本人打到四川你们怎么办?”林徽因特别平静地回答:“中国读书人不是还有一条老路吗?咱们家门口不就是扬子江吗?”梁从诫后来回忆说:“我当时看着妈妈,我就觉得她已经不是我熟悉的那个妈妈了,她好像变成另外一个人,面对死亡,是那样的超脱。”
      尽管环境和生活条件如此艰难,但营造学社的同仁们却在月亮田这几间四面透风的农舍里苦苦撑持着,他们请来当地木匠,做了几张半原始的白木绘画桌,摊开了他们随身携带的资料,着手系统地总结整理营造学社战前的调查成果,梁思成开始了他的《中国建筑史》的撰写。与此同时,还用英文撰写绘制了一部《图像中国建筑史》,以便向中国和世界系统地介绍中国古代建筑的奥秘和成就。凄风苦雨中,夫妇二人一面讨论,一面用一台古老、噼啪震响的打字机打出草稿,用心绘制了大量英汉对照注释的精美插图。此段时间,梁思成留学前那次车祸留下的后遗症——颈椎灰质化病再度发作,常常被折磨的抬不起头,他只好在画板上放一个小花瓶撑住下巴,以便继续工作。林微因只要病情稍有好转,就靠在床上翻阅《二十四史》和各种典籍资料,不仅亲自撰写了《中国建筑史》宋辽金部分,而且对整部书稿进行了补充、修改、校对、润色工作。与此同时,林徽因也没有放弃自己的学术思考和追求。这位美丽而伟大的女性,在抗战胜利前夕,独立完成了她的学术论文《现代住宅的参考》。林徽因预见:“战后复员时期,房屋将成为民生问题中重要问题之一。”在发表这篇学术论文时,林徽因将这句话写进了她的“编辑后语”,而战后的实况完全印证了林徽因的预见。
       抗战胜利前夕的1944年,梁思成完成了他的扛鼎之作——《中国建筑史》,英文版《图像中国建筑史》也在同年完稿。梁思成在这部见证了他们夫妻俩流亡苦难和民族抗战精神著作的前言里饱含深情地写道——
      “我要感谢我的妻子、同事和旧日的同窗林徽因。二十多年来,她在我们共同的事业中不懈地贡献着力量,······在大部分的实际调查中,她又与我作伴,有过许多重要的发现,并对众多的建筑物进行过实测和草绘,近年来,她虽罹重病,却仍葆其天赋的机敏与坚毅。在战争时期艰难的日子里,营造社的学术精神和士气得以维持,主要应归功于她。没有她的合作与启迪,无论是本书的撰写,还是我对中国建筑的任何一项研究工作,都是不可能成功的。”
      这段文字,既是作为丈夫的梁思成对妻子林徽因发自肺腑的感念和赞誉,更是一代大师之间在艰难环境中精诚合作共筑民族文化之魂的真实写照。
      1945年,抗战胜利,国民政府教育部建议将营造学社与历史语言研究所或中央博物院合并,梁思成考虑到战后国家建设将需要大批的建筑人才,决定到清华大学创办建筑系,营造社就此结束。中国营造社从1930年成立直至1945年结束,前后调查了2783处古建筑,测绘了重要古建筑群206组,在1937年以前还完成了中国有关建筑的重要古籍的整理校对和出版。从而基本弄清了中国建筑发展的脉络及历史渊源,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下,营造社的同仁们将毕生心血投入到中国古建筑的研究中,为中国建筑学作出巨大贡献。岳南先生在《那时的先生》一书中记载:专门研究中国科技史的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在“详细查看了营造社的研究课题,目睹了在如此艰苦环境中研究人员的工作态度后,心灵受到极大震撼。他在自己所写的游记中写道:‘如果战后中国政府真正大规模地从财政上支持研究和开发,20年左右,中国会成为主要的科学国家。’”他称赞“梁思成是研究中国建筑历史的宗师。”

(三)
      在李庄, 参观“中国李庄抗战文化陈列馆”应该说是一个“重头戏”。陈列馆坐落在建于清道光年间的张家祠堂。祠堂人家曾经是李庄颇有影响的大户。从其一直秉承的“敦孝悌,睦宗族、饬伦纪、谨婚嫁、慎丧祭、训子孙、辩职业、择交游、安义命、尚勤俭”的家训中,我可以体会到这户人家的良好家风。当年,这所祠堂曾是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在李庄的落脚之地,如今这座祠堂旧址既是“中国李庄抗战文化陈列馆”,也是李庄作为“中国文化的折射点”和“民族精神的涵养地”的一个缩影。
      从祠堂的大门到庭院,中间隔着一段很短的走廊,走廊两边墙上挂着朱家骅、董作宾、童第周、陈寅恪、李济、傅斯年、赵元任、李方桂、梁思成、林徽因等十几位大师的照片。望着这些照片,一种高山仰止的感情从心底里油然而生。这些大师们既是民国时期中国学界、政界、科技界璀璨群星里的一个个耀眼的明星,也是中华民族文化得以薪火相传生生不息的“火炬手”。这些至今令人景仰的大师们能在艰难的环境中取得辉煌的成就,成为各个领域里的巨擘,除了他们自身的聪明才智和勤奋好学外,是和他们生于斯、长于斯、成于斯的“社会土壤”分不开的。我突然对我国“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老先生在108岁时所说的 “最好的是民国时期。国家有民气、民众有文化,学界有国际一流学术成果······现在说大师,都是那个时候出来的。”这句话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
      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是1933年4月由国民政府教育部设立的以“提倡科学研究,辅助公职教育,以适当之成列展览,图智识之增进”为宗旨的研究机构,首任理事长是蔡元培先生,筹备处主任为傅斯年,不久更换为李济。当年的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可谓大师云集,群星闪耀。
      抗战时期,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从南京出发,经汉口、长沙、昆明再到四川李庄,辗转三年,颠沛流离,落脚李庄张家祠堂。中央研究院的历史语言研究所被安置在离李庄镇中心约5公里的板栗坳。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则分别落户距李庄镇中心5里地的石崖湾与门官田两处。
      虽然在李庄乡绅和民众的支持下,这些机构总算有了一个落脚点,但环境和生活条件之艰苦,是未曾经历过的人们无论如何都难以体会到的。岳南先生对当年社科所刚来李庄有一段真实的的描述:“此时已是寒冬季节,李庄的天气虽然不像北方那样寒冷,但长江雾气弥漫天空,挡住了阳光,使人感到一种阴森森的彻骨寒意。为此,许多社会所研究人员特别是随所而来的家眷老小,先后‘扑扑腾腾’地病倒在地,呈现一片困厄潦倒,如叫花子般的悲惨凄凉景象。李庄的罗南陔、张官周等士绅协商,将社会所人员连同家眷化整为零,分散于有空房的户主家中暂住,先治病救人,恢复身体,等熬过严冬,待来年春天再设法安置。”社科所的办公地点,分设在石崖湾与门官田两个地方,之间相距四五里路,“门田官又称闷官田,以夏日酷热、不透风而闻名。办公室的隔壁就是牛棚,中间仅有一道竹墙相隔,整日牛喊驴鸣,臭气熏天,真可谓实实在在入了牛马圈。”
      当年的李庄还有一个困境,就是缺医少药。前面说到的林徽因数年躺在病床上苦苦挣扎。梁思成的弟弟考古学大师梁思永也因患肺病几近膏肓。而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主任、著名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李济博士年仅17岁的大女儿和14岁的二女儿也因无药治病于花季之年凋谢在李庄。
      尽管物资极端匮乏,尽管环境十分简陋,但这些学术机构一旦有落脚之地,人员有安身之处,学者们便立即投入到了各项学术研究活动之中。他们利用大后方的暂时宁静,潜心研究,孜孜不倦。他们编辑出版学术书籍和刊物,学术机构相互合作,组织科学考察,收集动植物标本,征集民俗实物,进行考古发掘。在多个领域取得了一系列巨大的学术成果,创造出了无比辉煌的科研业绩。为祖国优秀文化遗产的保护、发掘、传承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其中最具代表性的,除了前面提到的梁思成撰写的《中国建筑史》和《图像中国建筑史》外,甲骨学家、古史学家董作宾在李庄的戏楼院一间阴湿的房子里,夜以继日地完成了在甲骨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殷历谱》。并用李庄的石墨印刷出版了这部著作。著作出版后,被一生坚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史学大师陈寅恪称之为:“抗战八年,学术界著作当以尊著为第一部书,”并感慨地说:“不朽之盛业,惟有合掌赞叹而已。”
      然而,这些大学者、大科学家们也并不是关门只埋头研究的“书呆子”,在李庄的六年里,这些机构先后举办了史前石器、青铜器、贵州苗族衣饰、云南纳西族丽江文化、十三种汉代车制、中国历代建筑图像、古代铜镜等展览。这对当时还处于十分封闭且缺少文化的李庄来说,无疑是一次次中国历史文化的大普及。
      当然,迁到李庄的这些学者和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也并非都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圣徒”。费慰梅在其记载梁思成、林徽因夫妇生活实录《中国建筑之魂》一书中也描写了他们当时生活的另一面:“李庄这地方,生活永远不会风平浪静。一九四三年二月底,逃难来的一群研究员还有他们的眷属之间,一波波煽动性的流言蜚语像传染病般蔓延开来,最终引起一连串的嫉妒、争吵、愤怒、谩骂。正如林徽因在信上说:‘这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居然总是吵架,吵得很滑稽,吵到快要不可收拾的地步。’”其实,不仅是一般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就连像傅斯年、李济这样的大师,也曾为历史语言研究所一位工人该不该发一个月陆斗米而发生冲突。双方唇枪舌战,书来信往,闹得不可开交。岳南先生认为:“时局艰危,地域偏僻,医疗缺乏,活动范围狭小,使身处这样恶劣的环境之中的人们会越来越感到苦闷和焦虑。加之经济窘迫,有时几乎达到了难以为生的地步,其内心的煎熬当更为强烈。”但是,这些人性的弱点丝毫无损他们人性的光辉,正是这些有血有肉,有灵有魂的前辈们,用他们的思想和行为,创造了中国抗战文化奇迹,铸就了坚毅的“李庄精神”,使民族的文脉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在陈列馆,除了感受鸿儒大师们所创造的学术辉煌,另一个最值得大书特书的是他们用生命保护了数十万件国宝文物。
      当年,在北平、上海相继沦陷,南京岌岌可危的情况下,为使汇聚在南京的国宝文物免遭日本侵略者的掠夺和破坏,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和故宫博物院冒着敌人的炮火,辗转数千里,历经艰险,将近17000箱、数十万件国宝文物,分南、中、北三路运至抗战大后方西南腹地保护起来。其中,3000箱文物是随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来到李庄。在结束了三年多的颠沛流离动荡生活安顿李庄后,学者们又立即投入到对这些文物的整理和研究之中,他们还用这些西迁的文物,在李庄多次举办展览,让李庄的民众大开眼界的同时,不断受到民族文明的洗礼。经过这些大师和学者们的辛勤劳作,中华文化不灭薪火在这座古镇燃烧了起来,小小的李庄从此成为了抗战时期中国四大文化中心之一。
      抗战胜利后,这些当年西迁的文物开始东归。它们陆续分别从四川的李庄、巴县、峨眉、乐山等地集中到重庆,并分水陆两路运往南京。
      一万七千只简易的木箱,数十万件国宝文物,前后历时十余年,辗转万里崎岖路,竟无一件丢失,也无较大损害。这在今天看来,简直难以想象。中国抗战时期这一惊天地、泣鬼神的伟大壮举,不仅是中华文明史上的奇迹!也是人类文化史上的奇迹!它是一座让中华儿女自豪,令华夏世代景仰的历史丰碑,这座历史的丰碑,定将永远矗立于世界文化之林。
      1948年12月开始,国民政府又将数千箱约65万件国宝级文物陆续运往台湾,并在台湾建立了故宫博物院,从而使这批数千年积累下来的我中华民族国宝文物,免遭了在那场浩劫中被损毁的灾难。真可谓是天佑中华,文物有幸。
      走出李庄,已是夕阳西下。伴随夏日还有些耀眼的余晖,我离开了这座了却我长久夙愿的古镇。返程途中,心情难以平静,思绪还在延伸······
      我来古镇前的那些思考有答案了吗?可以肯定的说:有!不然就无法产生以上这些文字。但似乎又不全有,先辈们在李庄创造的文化成果虽然留了下来,但承载这些文化的“社会土壤”和当年铸造的“李庄精神”,今天,真的传承下来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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